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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武漢大學念大三的周舟，打算暑假到深圳找實習。南下廣東實習，為找工作打基礎，是武漢的大學生近些年的“慣例”。武漢這座城市擁有上百萬在讀大學生，卻沒有相應規模的實習和就業機會。往年填報志愿時，這種情況使得不少高考考生和家長對選不選武漢高校糾結不已。
不過，現在正在高考的考生們，到填報志愿時可能不必太糾結。武漢推進的“雙百萬”人才政策，有望給予大學畢業生更多留在武漢的機會。 2017年年初武漢出臺的“雙百萬”政策，某種意義上是地方新一輪人才政策的起點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全國已有40多座城市出臺人才新政策。其中，吸睛無數的武漢、南京、武漢、成都、重慶、長沙等，不僅是“新一線”的有力候選城市，而且還是傳統的高等教育優勢城市。原有的高等教育優勢與新的人才政策疊加，會否產生新的化學反應？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，人才政策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高等教育優勢城市產業狀況發生改變，進而吸引考生報考。但這需要漫長的傳導過程，具體影響程度如何還不明朗。 而從BOSS直聘研究院最新的數據看，武漢等城市的大學畢業生留存率正在提高，縮小與廣東等先進省份的差距，“新一線”城市高等教育優勢與人才政策的疊加優勢正在顯現。 搶著留住大學生 周舟這樣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青年勞動力，是地方人才政策關注的焦點。 武漢是近一年以來最早推出人才政策的城市。2017年年初，武漢推出“雙百萬”計劃，即要在5年內，推動“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”以及“百萬校友資智回漢”。前一個“百萬”，其目標就是推動周舟們留在武漢就業創業，而不必流失到廣州、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。其具體的措施包括本科生最低年薪5萬、購房八折等“優惠”政策。 在武漢推動實施“雙百萬”計劃的進程中，越來越多城市發現“人才”的價值。南京首開大學生“面試補貼”的先例；成都有捆綁落戶、就業的“蓉漂”計劃；天津有落戶就業的“海河計劃”；西安最大限度放寬落戶，在讀大學生在線即可申請西安戶籍。 這些城市，不僅是這一輪人才政策熱潮的明星城市，同時還有一個相同的特點——都是國內高等教育資源集聚的優勢城市。QS全球大學排行榜顯示，該榜單的2017年全球大學900強中，內地只有14座城市的40余所大學入圍。這14座城市就包括前述武漢、南京與西安等城市。 與經濟的城市格局相對比，南京的高等教育實力甚至比上海要強，武漢、西安的實力與一線城市廣州相當，而重慶、天津亦有較強的高等教育實力。但是，人才的流動性，使得武漢、西安沒有享受到太多高校多的好處。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張端鴻說，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就業選擇上有很強的目標性，他們不一定在哪里上學就在哪里就業，而是會根據自己的喜好、城市發展水平綜合考慮。 另一方面，往年的志愿填報，因考慮畢業時更好找工作，考生往往選擇一線城市，擁有兩個一線城市的廣東往年有“廣東考生不愛考出省”的說法；而如果選擇類似武漢這樣的城市，往往意味著大學要為就業準備更多。 而未來的情況則可能是，周舟們有更多機會直接留在本地工作。未來出現的一種可能是，更多優質生源流入武漢、西安這樣的“新一線”城市。這也是出臺人才新政策的地方樂于見到的情況。這是否意味著高考志愿填報出現關鍵變量？ 張端鴻表示，人才流動問題可以用“推拉理論”解釋，經濟實力強的城市，提供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是“拉力”；其“推力”在于競爭激烈，生活成本高，房價壓力大。相當多在一線城市上學的學生在就業時選擇離開。對于中西部而言，生活成本低，競爭壓力小，曾經被忽視的人才來到這反倒有了成就事業、實現價值的機會。 這也意味著，中西部城市人才的“自產自銷”，將成為一種可探索的道路。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，人才政策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產業狀況發生改變，進而吸引考生報考，但這中間的傳導過程很漫長。 從事教育政策的中山大學副研究員范昕認為，人才政策對考生的報考會有一定影響，但讀大學需要數年時間，具體起到何種影響當前并不明朗。而且雇主更看重高校本身的聲譽而非所在地，“本地高校”的標簽并不會為求職者加分。 熊丙奇表示，人才政策和報考選學校目前來看并沒有直接關系。這是因為政策里并沒有限定人才來源，而且政策的重點并不是吸引潛在人才前去就讀，而是吸引人才去就業，重點是人才的使用效果，對當地產業發展能做多大的貢獻，而并不是培養。 應屆生留存率提高了 目前，人才政策預期與報考選學校間還沒有太直接關聯。盡管如此，部分城市人才政策與高等教育集聚的疊加優勢正在顯露出來。說明這一趨勢的，是一種參數——反映高些應屆生留在本地就業創業的“留存率”。 在新的“潮流”中，周舟選擇深圳實習實際上已是舊的“傳統”；過去，大約超過一年的武漢高校畢業生要離開武漢謀發展，但隨著人才政策預期看好，這種情況正在“逆反”。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取的BOSS直聘研究院樣本數據顯示，提出“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”，武漢高校畢業生的留存率為57%，這一數據在最新的2018年畢業季上升至64.3%。 和武漢一樣，西安、重慶、南京等新一線城市的趨勢也逐漸顯現較樂觀的跡象。BOSS直聘研究院樣本統計顯示，截至2018年一季度，從新一線城市本地高校畢業，并留在當地工作的職場新人（包括今年的應屆生和一年以下工作經驗的求職者）比例達到73.8%，較2016年增加近20個百分點。 如果將視角放大到省級行政區，截至2018年4月底，全國各省級行政區本地高校畢業生的平均留存率（在本地求職）為68.8%，相比2017年同期提升了2.5個百分點。 BOSS直聘研究院援引樣本數據稱，畢業后的頭兩年，許多職場新人的求職方向和職業生涯規劃還不清晰，工作變動較為頻繁，全國各省市本地高校畢業生的平均留存率波動性和差異性也較大。兩年后，隨著職業方向逐漸清晰，人生規劃走上軌道，年輕人擇業的地域穩定性明顯提升，一部分畢業后選擇了其它城市的年輕人開始回流，各地的本地高校畢業生留存率基本面能夠維持在50%左右。 這也在提醒正在考場的00后們，志愿填報時選填武漢等“新一線”，確實有機會留在當地發展，而不必在就讀時重復周舟跨省實習的“麻煩”。 隨著數據的看漲，武漢等“新一線”的數據正在與先進水平縮小。據BOSS直聘研究院樣本數據，截至2018年4月，本地高校應屆生留存率最高的是廣東省。坐享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個一線城市的巨大地緣優勢，輔以一定的地域文化影響，廣東省今年的本地高校應屆生留存率高達96.8%。緊隨廣東之后的分別是浙江省（90.6%）、上海市（86.6%）和四川省（83.5%），均超過八成。浙江與四川分別擁有杭州、成都兩大明星城市。 需要指出的是，我國的高等教育格局并非一成不變。近年來，隨著經濟轉型和“雙一流”（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）建設的推進，深圳、青島等不少城市正在大力引進、新建優質高校，以填補高等教育的短板。 2017年7月，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2017年數據顯示，在選擇就業的畢業生中，留在深圳的比例為38.3%，為歷史最高。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成立于2001年。直到2015年，畢業生留深的比例才首次超過去向為北京、上海的，達到30%。 相比之下，本地高校畢業生留存率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區，僅為23.0%；東北地區的留存率為40%。 對此，范昕解釋說，地方辦大學的目標不該是單一的，雖然不能留下畢業生，但有好的科研環境吸引學者為當地服務，促進產學研一體化，也是其意義之一。 張端鴻還指出，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，對高層次勞動力的爭奪關乎城市未來的發展。不管是什么發展水平的城市，都要考慮如何吸引、留住人才這一問題，努力在推拉之間找到平衡。 （應采訪對象要求，周舟為化名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