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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各大省會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中心度與首位度。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26個省會城市（拉薩數據不詳，未納入統計）2017年經濟總量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后發現，目前，銀川的占比最高，超過50%；濟南最低，不到10%。相較而言，中西部的省城首位度高，而東部不少省城經濟總量占比較低。 專家分析，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“雙子星”、“多子星”相比，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內的單極核心城市，且省內其他地市與省會城市大多存在著較大差距。 01、中西部一城獨大，東部沿海多雙中心 26個省會城市中，去年有10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占所在省份比重超過了30%。其中最高的是銀川，達到了52.5%，位居第二的西寧也達到了48.6%。這兩城首位度較高的客觀原因是其所在的省域經濟總量較小、人口總量較少，且都集中在省城（自治區首府）。 此外，東北的長春占比超過40%，達42.7%，哈爾濱也達到了39.2%，分列三、四位。這兩地作為副省級城市發展較早，城市人口規模較大，也說明未來在東北振興過程中應該重點發揮副省級城市的引領作用。 排在這四個城市之后的是成都、武漢和西安，其中成都和武漢占比都超過了35%，西安也接近35%。這三個省會作為中西部的三座大區中心城市集聚了省內最好的資源。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，各個大區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級比較高。目前我國的主要資源，如財政、教育、醫療、文化等的配置，仍與行政等級密切相關，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資源配置越多，例如華中、中南開頭的大學主要集中在武漢，西北開頭的大學主要集中在西安，西南開頭的不少大學都在成都。因此這些城市形成的集聚效應也更大。 此外，蘭州、長沙這兩個中西部省城的占比也超過了30%，昆明則達到了29.4%。  綜合來看，首位度高的省城主要集中在中西部，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，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“雙子星”、“多子星”相比，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內的單極核心城市，各種公共資源，包括交通、醫療、教育等都集中在省城，省內其他地市與省會城市大多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。 例如，2017年，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的經濟總量僅為省會成都的14.9%；湖北經濟第二大城市襄陽僅相當于武漢的30%；陜西經濟第二大市咸陽僅為西安的44%。 而大部分東部沿海省份的省會，其經濟總量占比都低于25%。其中最低的是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，僅占全省9.9%。 山東以中小城市為主，城鎮化率較低，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明顯。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還表示，山東處于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，西部則面臨鄭州、武漢、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，對人才、資金、技術的爭奪已經趨于白熱化，都會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“虹吸”，因此，濟南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。 南京作為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省會，其經濟總量占比也僅為13.6%，位列倒數第二。 今年8月15日下午至17日上午，南京市委召開務虛會，圍繞“提升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”主題進行討論和研究。江蘇省委常委、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指出，長期以來，南京全市上下為提升城市功能和首位度不懈努力，形成了一些比較優勢，但在科教人文優勢發揮、交通樞紐地位強化、國際化程度提升、區域協調發展、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。 東部沿海幾個發達省份的省城中，杭州的首位度最高，為24.3%。在浙江省內，杭州的中心性無法撼動，尤其是相對于省內的計劃單列市、副省級城市寧波，杭州的“強勢度”很高。 南京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、教授王輝龍撰文分析，近年來杭州根據技術發展趨勢和國家戰略導向確定主導產業，從旅游城市走向智慧產業城市。杭州在依托山水資源繼續打造品質城市和精致文化的基礎上，根據國家戰略導向，發展互聯網、電子商務為主的新經濟，成功突破了“主城區地理腹地狹窄”和資源不足的束縛，城市影響力、輻射力不斷擴大并對財富精英、知識精英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。人才的進入推動產業發展，產業的發展才有吸納人口的能力。 02、過去5年，省會城市首位度普遍提高 近年來，在人口等資源向中心大城市、都市圈集聚的過程中，省會城市作為省域經濟發展的引擎，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。 需要說明的是，2010年以來，合肥、成都和西安通過行政區劃調整，將市域范圍以外的、原屬于其他地市的部分區域納入，擴大了城市的發展空間，經濟、人口等的增長有機械增長的因素。例如，2011年通過“三分巢湖”，原地級市巢湖的居巢區、廬江縣劃歸合肥；2016年，簡陽市正式劃歸成都代管；2017年，西安代管了西咸新區。 總體上看，相比2010年，除了濟南之外，其他省城的首位度都有所提高，其中蘭州、銀川、成都、合肥提升幅度都超過了4個百分點，長春、哈爾濱、太原提升幅度超過3個百分點。 蘭州、銀川等中西部省會這幾年經濟總量占比提高幅度較大，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，西部乃至中部不少省份的農村地區客觀條件比較差，如平原少、山地高原多、土地貧瘠，交通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后。這些地方在近幾年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，走的也是不同于東部發達省份的路徑，即人口主要向中心大城市轉移，使得省會經濟、人口迅速集聚。 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分析，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，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，比如，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，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會選擇在省會投資。 高鐵、城際軌道的發展帶動了人口加速向一二線城市轉移。同時，在近年來的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等各種高端生產要素更為明顯，在轉型過程中的引領作用更加突出。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24個省會城市（烏魯木齊、長春、拉薩數據未納入統計）的數據顯示，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數據相比，2017年，除了蘭州外，省會城市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呈現出提高的態勢。 其中，合肥、西安和成都因為行政區劃調整，人口機械增長較多，提高幅度較大。此外，武漢、鄭州、哈爾濱、銀川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比2010年提升了超過1個百分點。 未來，省會城市將繼續做大多強，提升首位度和輻射能力。以濟南為例，濟南市市長孫述濤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，濟南作為省會城市，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。“落伍不要緊，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，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落伍了，知道自己為什么落伍了，知恥而后勇。”  各省會城市首位度及變化（GDP單位：億元）  24個省會城市人口占全省比重（人口單位：萬人） |
